陈凯歌戏台说戏

　　4岁的陈凯歌并不了解端坐在沙发里的那个人是谁。他有一半脸隐在黑暗里，身体笔直且纹丝不动，仿佛镶嵌在夜色中。他隐约流露柔媚忧伤的气息，但又是不连贯的，好像在某刻会像空房子里被扯断的乐器一样爆发，划破夜的静谧。清晨，陈凯歌又会见到他，换了一身仿绸白衣，在院中央舞剑，他一只手上指苍天，另一只手持剑向前，白鹤亮翅，提足摄气。那是间旧王府，院子里有棵柿子树，出门一拐就是护国寺胡同，挑着大箩卖小油鸡的汉子走进胡同，不用吆喝就围了一群孩子。卖小金鱼的担子上，一头是木桶，一头是玻璃缸。还有卖花的老汉，用丝线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，挂在好动的小姑娘头上，一跑，小胡同里就香气弥漫。

　　“好像有种宿命的意味。”多年以后，陈凯歌在电影《梅兰芳》杀青后这样感叹。因为父亲与梅兰芳的私交，幼年时他偶尔会被送到梅家住上一两天，印象深刻的正是上述两个片段，以及附带的北京旧日风情。幼年陈凯歌与梅兰芳并无交流，当有人介绍说：“这是陈导家的小孩儿。”梅先生也仅仅是轻轻应一声：“哦——”。电影《梅兰芳》为他提供了一个触摸梅兰芳心灵的机会：“好奇是最大的驱动力。我要找寻一个人，一个在历史红尘中被泯没的人。”

　　这找寻的目标，并不是一代宗师，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“人”。“我不想把我们的主要描述方向放到他的成功上，一点儿没想。他的成功众所周知，到了男人皆欲娶女人皆欲嫁的地步。但他的成功不是当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，而是在台上比女人更女人，在台下比男人还男人。我们调子不高。没想把梅兰芳看成伟大艺术家、圣人或民族英雄。我一直在想，他身上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我？他的一生中有太多太多的苦痛和矛盾。我们看到他的东西都很矛盾：只看到了光辉，却很少人知道他有一个可以说是苦不堪言的童年。出生在南城的李铁拐斜街，那曾是八大胡同之一，娼优并列，处于社会底层，像极了印度的untouchable people，贱民。4岁丧父，14岁母亲去世，过继给伯父。7岁开始学戏，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‘你没有吃戏饭的命。’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代伶人的领军人物，看到他巨大的成功，却不知在最初时，观众只看到他的年轻漂亮，并未领略其技艺。他67年的人生中充满了挣扎与困顿。我们常说有人应运而生，有人应劫而生，他便是应运而生。中华民国前，女性不能进戏园子，恰是他吸引大量女性观众走进戏园。初出道时，可能由于慈禧的缘故，生旦净末丑，旦排最后，梅兰芳的出现，造成旦角可以挂头牌，甚至生旦并列的情形，实际上他改变了京剧行当角色之间的排位。他无愧地代表了那个时代。我希望能带着观众走到已经成为历史背影的梅先生面前，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。”

　　而这找寻必定跟逝去的某种生活方式有着关联。《少年凯歌》里陈凯歌有对早年北京近乎溺爱的笔触：“北京四合院的雨夜，雨点和瓦在房脊上热烈地欢叙，之后又静下来，水珠的滴落声像在试一张古琴”，或者“那时的北京,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,梦一样安详,小风吹过,晃动了,却不破碎。”离梅家很近的那个小院，少年凯歌清早背诵“清晨入古寺,初日照高林。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。”暮春了,则是:“双双瓦雀行书案,点点杨花入砚池。”逢到夜间,又是:“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 这种生活方式的背景音，大约正是绵长又悠远的京剧。作为一个老北京，陈凯歌深感在今日北京面前他如同陌生人，京剧也正落寞地退下。“所有曾经支撑京剧的一切都烟消云散，唯有京剧还苦苦活着，这让我感觉失落，我曾经熟悉的一切，正消失不见。但这又好像是京剧艺术发展的必然，它的兴盛与两件事情有直接关系：一是皇室，在晚清末年，慈禧对京剧的迷恋才造就了谭鑫培、杨小楼这些一代宗师。另一个，倘若我们的末代王朝是汉人王朝，京剧也不会这么兴盛，正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，便在文化上极力靠近汉人的趣味，才成就了京剧。京剧是非常非常高级的艺术，惟其高级，当一个平民时代来到的时候，他就被更广大的人群所遗忘。”